（一）民法解读的代表性观点 1.个人信息权的权能说 个人信息权的权能说认为，个人信息权利束是个人信息权的权能。
我国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2条即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但应该看到的是，由于宪法规范本来就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表现形式特征，为此较之于民法、刑法的基本原则，宪法的基本原则具有更为高度的抽象性。
在其《日本国宪法的精神》一书中，他虽然没有对宪法的精神这个概念进行直接的界定或阐明，但通观其论，基本上也采用了类似的立场。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顺理成章地确立为一项规范性命题，并成为社会主义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源于我们的长期经验和传统氛围。它大多呈现于可被解释或理解为奠立了实定宪法价值秩序之根本的那些原理性的基本准据，后者往往可称为宪法的基本原理或宪法的基本原则。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两款均宣定了包括各政党以及领导者个人在内的各种主体接受法的支配。
不同国家在各个时期的宪法迥然不同的原因，正在于不同民族所特有的民族精神不同。总之，举其荦荦大端者，八二宪法的精神主要就体现在其所揭橥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和法治主义这三大基本原则上。在构筑整体拼图时，我们经常会遇到某个板块的缺失，这就要求我们基于已知对空白脑补，或许未来公开的材料会证明之前某处的推断并不准确，就好像历史研究中出土材料证伪了传世文献。
66彭真曾多次提到要理直气壮地写上‘四个坚持，也即四项基本原则。程中原等：《1977-1982：实现转折，打开新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55—456页。邓小平就说过，先有决议，十二大就讲新话，讲向前看的话。57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不可能是大杂烩，只取不舍会造成新宪法不可承受之重。
有些重大问题正在实践研究解决过程中——正在解决，也就是尚未解决。而宪法修改草案初稿的完成，尚且有待彭真阶段的加速，尤其是1981年10月5日至11月中旬的玉泉山集中27——苦力班子夜以继日，上午、下午、晚上，每天三班倒，日夜伏案起草宪法修改草案，28终于拿出了宪法修改草案的第一稿。
如前所述，胡乔木阶段之所以慢，最终也未能拿出宪法修改草案的初稿，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对一些重大问题存在意见分歧，没有形成基本共识，36那么以1981年6月为分水岭，当彭真主抓修宪时，全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因《决议》的通过而宣告完成，许多此前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都可以在《决议》中找到答案，或至少找到权威的依据。41《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第55页。如同有机体的成长，未生或新生的总是最可塑的，随着其形态逐渐显现，后续的发展模式和路径也就得以框定，宪法发展的过程也是如此。当时的现行宪法，即七八宪法实施不过两年半，是由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1978年通过的，它替代的是七五宪法，1975年由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40年来，这部宪法如有机体一样在生长，褪去初生时的稚嫩，经历了一段青春期的迷茫，到迎来它的而立之年，又不舍昼夜地奔向不惑时刻。25《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第54页。关于这种风险，本文的辩护是，只要展示出小心求证的过程，犯错又有何妨呢？就学术研究而言，与其像复读机那样一遍遍地重复所谓的普世真理，不如进入历史，敢于提出未来有可能被推翻的论述。23《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传》第4卷，第1439页。
43邓小平：《一心一意搞建设》，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到了1982年11月26日，宪法修改草案即将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真受叶剑英委托，代表宪法修改委员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这个文本历来被认为是理解八二宪法的经典文献。
下面我们要进入此次修宪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宪法修改委员会提出修改草案，限于篇幅，在此仅处理两个重大问题。44对于八二宪法来说，其前端的历史叙事在于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只有在这一延续的时间尺度内，我们才能把握历史性转变，也才能深刻认识到《决议》和党的十二大文件何以成为新宪法的重要依据。
59《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传》第4卷，第1445页。宪法不能太简单，要尽可能比较完备一些。56彭真所说的大量到底有多少，肖蔚云曾透露：提出的各种意见，有的省市提了一万多条，有的提了几千条。为什么要在1980年开启全面修宪？为什么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要经历三部宪法？这是重返历史现场后遇到的一个问题，当年的修宪者也自认为必须回答这个问题。设想一个时间轴，在中国所有的宪法文件中，八二宪法作为现行宪法所经历的时段显然是最长的，不仅走过了40年，还有可预期的稳定的未来。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宪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宪修宪重要文献资料选编》，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52页。
【内容提要】 八二宪法是我国现行宪法，其现行状态延续的40年开启了我国宪法政治的恒纪元。③恒纪元以及与之相对的乱纪元，出自《三体》，除了恒纪元都是乱纪元，两者互为对方的间隙。
29 （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意义的再发现 修宪是大事，是大家的事，是中国人民的大事，诸如此类的表述反复出现在历史的现场，研究者也能感受到各种力量从四面八方而来，聚合在修宪这件事上，要分辨其间的大事因缘殊为不易。65在起草一部法律时，文本的定稿尚且不存在，高度可塑，自由就意味着选择或决策，他们必须决定哪些是要写的，哪些是不能写的，哪些是可以写（也可以不写）的。
【注释】 ①彭真：《进一步实施宪法，严格按照宪法办事——纪念新宪法颁布一周年》，载《中国法学》1984年第1期。第二，宪法要有稳定性，规定了是要执行的，只能写现在能定下来的、最根本最需要的东西。
《决议》及其所承载的统一认识就构成了八二宪法背后的正统史观。如此理解的话，虽然决议分配的修宪时间并没有减少，但修宪作为一项任务的紧迫性就显现出来了。在此意义上，历史并不是匀速运动的，七八宪法自实施以来，见证了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即叶剑英所说的自本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1或者如彭真所述，从那时以来的几年，正是我们国家处在历史性转变的重要时期12。最后要经过宪法修改委员会修改，全国人大会议通过才算数。
63如何理解定呢？表1汇总了《彭真年谱》中彭真有关定的表述，这并不是为了给定下严格的定义，但能连贯起彭真阶段指导草案形成的基本策略。33按照胡绳的这个表述，从胡乔木到彭真之间还有另一件事，就是召开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
我们可以想到许多理由来解释彭真阶段的快速度，但归根到底在于《决议》的通过，它不仅在时间维度上划分了旧与新，更在规范意义上区分了乱和正，如何区分，就是《决议》在这个历史阶段具有的宪制功能。⑥1980年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决议》，以此决议为标志，全面修宪开始启动。
61 《彭真传》在记录这次讲话时比年谱多了一句，彭真说：用宪法的形式，把全党和全国人民基本一致的东西定型化，正确地表达出来，向宪法修改委员会提出一个大体可以用的初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根据王汉斌的回忆，在宪法修改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草案时，程思远委员说：要教育子孙后代……维护宪法尊严。
67为何留下如此重大的空白？很难推测出具体原因。其次，八二宪法在草案形成阶段就有稳定性的需求，而以彭真为代表的修宪者也有着高度的稳定性自觉，在草案形成过程中，定字的文本策略意味着宪法只写定下来的内容，有争议的不写，在这个指导原则下所形成的宪法文本可以最大程度避免宪法文本和现实之间的摩擦，由此确保新宪法在改革开放时代的稳定性。然而在形成修改草案的阶段，日常运转其实是下设于委员会的秘书处，秘书长为胡乔木。20《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5卷，第127页。
八二宪法的稳定基因要从其草案形成的历史阶段去寻找。将它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部宪法以及承担临时宪法功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进行比较，甚至把中国自20世纪开启立宪试验后的全部宪法文件放在一起比较，八二宪法②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它有很强的延续性。
之所以进行阶段划分，还是为了更准确的理解为什么修宪延迟了一年，八一宪法变成了八二宪法。最早在7月15日，彭真就表示过，序言要有，写历史，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八二宪法诞生之时，谁能保证它会开创一个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法政秩序呢？由是观之，宪法学者要明白，八二宪法的恒纪元局面之所以得以开创，并非中国宪法政治的历史惯性使然。61《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5卷，第116页。
